○○○○：几种身体的（非）再现笔记

撰文/许哲瑜

01

一位操偶师告诉我，他捡拾了一具风干了的麻雀尸体，但由于身体都干硬了，因此他先把骨骸的关节敲碎，再拼组回来。操偶师把重新组装好的麻雀展示给我看，并操作这具尸体，试图演示它生前飞翔与收翅的动作，但因为关节仍有些不灵活，没能很流畅地表现出来。后来，一位标本师的解释，动物死了之后，起先关节与肌肉都是松软的，然后会慢慢的僵硬，之后随着时间流逝而进入腐烂阶段，才又再次变软。所以，操作动物身体的时机，是在它刚刚死掉时候，或是等到快要腐烂之前。

关于标本，自然史博物馆以及动物研究机构，也开始尝试以3D扫描技术，制作数位生物保存。不只是动物的化石复制，也尝试针对活体生物进行扫描。这项工程并不容易，因为动物并不会主动配合扫描设备。因此在一些扫描程序里，甚至还需要训兽师、动物研究学者、扫描技师共同操作才能完成。由于活体生物很难保持长时间静止不动，不容易全方位的捕捉，因此，有时必须在后期工作里“拼贴”不同扫描的数据进行重组，有时也需借助博物馆中既有的“已死的藏品”标本来扫描局部，以此补完动物的全貌——制作过程有点像数位版本的科学怪人。

博物馆里的标本，与动物身体的关系不是“再现”的，因为标本即是身体自己，透过标本师的手艺制作而成为不朽身躯。我联想到木乃伊的故事，在木乃伊传说里，不朽的身体将会在未来复活，因此身体即为生命的永恒。而3D扫描的数位标本，则像是对生者影像的撷取——可以想像为什么摄影术曾被认为是摄取魂魄的巫术。相较于摄影机，新的3D扫描技术，还可以透过后期制作，设计虚拟骨架作为动画的原型，使影像复活。

02

在意大利庞贝城火山爆发的考古案例中，火山灰淹没古城，城中居民瞬间被埋葬于火山灰中。千年之后，因为人体肉身腐败而消失，身体轮廓在地层里成为了雕塑意义的“负空间”。考古学者以翻模的手法，把地质视为大自然的模具，将液态的石膏注入地底后再挖掘取出，还原出居民与城中动物死前的石膏身体模型。然而，即便翻模出来的模型极其逼真——无论是面部表情或者人体姿态都被完美呈现，但它仍不是“再现”，因为，虽然千年后肉身已经消失，但骨骸却还是存在于那些负空间之中并被石膏包覆，模型仍是“身体”自身的延伸。

另一案例还有1945年日本原爆事件。在爆炸的一瞬，首当其冲的人们被蒸发气化，身体受原子弹强烈光所射照出的影子，直接被印刻在地面上变成黑色图案。人影产生的图案，与其说是摄影语境里的光影“此曾在”，不如说更接近版画，在气化后的人体身形转印到了地面之上。生命体作为影像，另一可参照的是热感应检测成像技术，这项技术被广泛使用于生物的摧毁与援助。热感应的成像是一种再现，它把热能转化成电讯号并将其可视化。如果说摄影的任务是对“当下的固定”——无论是静态或动态——继而成为此曾在的证明；那么，热感应检测的则是生命“当下的持续”与对“流动的感知”，且持续（随着生命运行）不断变换，这同时意味着，经它再现的身体将不再稳定了。

03

在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所执导的科幻电影《虚拟天后》（2013）中，主角罗宾·莱特（Robin Wright）在扮演现实中的自己── 一位过气女星，知名度再也不可能回到1994年令她窜红的电影《阿甘正传》的年代。因此，罗宾将她的3D全身扫描“数位替身”出售给电影公司，之后她就退休离开影视圈。随后，她的“数位替身”在萤幕里代替了她自己的肉身：从此数十年时间，电影公司持续使用着她的数位身体拍摄新的作品，也永远的保存了罗宾年轻的样貌。《虚拟天后》的剧本，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那么“科幻”，漫威系列电影《黑豹》（2018）男主角饰演者查德威克·鲍斯曼（Chadwick Boseman）于2020年病逝，就激起《黑豹》续集是否以查德威克的“数位替身”继续出演的提问。虽然最后答案是否定的，但这样的提案也已显现出（非）再现身体／生命的诡谲与矛盾。

3D扫描技术与身体／生命的关系，不只存在于电影中的科幻隐喻。在连体婴分割手术中，因为每一对连体婴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以3D扫描配合CT扫描，再透过数位打印技术将身体器官构造具体化、物件化，以做为手术的模拟与演练。当今科学家对于数位扫描、3D打印的皮肤和器官移植以及移植时血管经脉如何连接的研究，仍持续朝向未知推进。而3D扫描一方面“建构”虚拟模型，另一方面却也不断地“解构”现实的身体：

在3D人脸辨识系统里，与过去2D平面侦测不同的是，3D的运算法是更加具有侵略性的。根据前美国情报员爱德华·史诺登（Edward Snowden）的证词，过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使用新软件搜集影像，包括出现在遭拦截的电子邮件、简讯、社群网站贴文、视讯会议等影像资料。而现今技术，更是可以将搜集来的2D影像，“拼组为3D模型”。这样的技术除了强化辨识系统的准确度外，“脸孔”也不再只是被动地被智能机器比对、检查，更是被强制地在AI系统中重塑组装。先进的脸孔辨识系统，更能判读被侦测对象是否为“活体”——避免有人试图用假模型或照片伪装身份——如此一来，原本人类被记录成档案的那些“死”资料（照片、编号、档案…），在辨识系统与数据库中，成为了“虚拟活体”，不断被演算的流动数位身躯。

我曾访谈一位在刑案现场工作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包含案扫描犯罪现场场景、血迹喷流方位、足迹采集、弹孔搜集等鉴识工作，甚至也负责扫描被害者身体，协助将已被破坏或腐烂的身体，再次3D建模和修复。之后，侦查团队会将修建好的数据，投回系统数据库中，并以AI智能演算出死者的身份。而在另一次访谈中，一位台湾员警告诉我，台湾的刑事局曾向美国购入一款嫌疑犯肖像的AI拼组系统，然而经过几次测试后，却发现这组从美国购入的脸部拼组系统，还没有完备亚洲脸孔的数据，因而无法有效地在台湾使用。然而，关于“技术”确实存在着地理与文化的阶级问题。实际上，几年前就曾经发生过人脸辨识系统因AI辨识失能，误将良民错认为罪犯的案例，而这些案例大多发生于有色人种。

一个相似的例子，我与一位在社会新闻负责制作动画的分镜师进行访谈，她向我说明他们所负责的动画工作：每日挑选数件发生于台湾的社会案件——特别是暴力或情色的事件——并依据嫌疑犯与被害人的脸孔特征、衣服特征依样制作动画，最后于网络平台播报。由于工作量庞大，为了节省动画制作时间，他们将每天不同的社会案件主角，依据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肤色、脸孔、服装等分门别类，并在同类别事件与当事者长相特征相似的案件中，重复使用这些数位模型角色。动画师甚至将这些虚拟替身命名，ＯＯＯ在不同案件中扮演着刻板印象里的宅男角色，抢演唱会的票、买公仔、打电动；ＸＸＸ则扮演女性受害者，时常于夜间、暗巷，遭遇惨剧。原本是再现时事案件的身体，却重复地出现于不同的过去、当下的时间与空间，并待命于未来的无限事件。

04

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馆（Natuurhistorisch Museum Rotterdam）其中一件藏品，是一只绿头鸭的标本。1995年在博物馆新建的玻璃场馆外，一只雄性绿头鸭撞死在玻璃墙上。意外撞死的绿头鸭又引来了另外一只雄性野鸭，而活着的鸭“强暴了死去的鸭”，过程长达75分钟。博物馆馆长Kees Moeliker目击了事件经过，将死去的鸭子制成了标本、于博物馆展示，并写了一篇学术报告《首例野鸭的同性恋尸癖行为》。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馆还展示其他不同动物死前故事的标本，例如一只被枪杀的麻雀——2005年一场挑战骨牌世界纪录的活动，在即将设置完成的两万四千片骨牌布置会场，突然一只麻雀飞入撞倒了骨牌。工作人员愤而枪杀了这只麻雀，此事件上法庭后也间接推动了荷兰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而这只麻雀亦被典藏于博物馆中。

与一般认知中的自然史博物馆的标本不同：多数的动植物标本，是以“知识”的形式被展示，是以单一来代替整体的象征物（透过一只动物标本，我们就能认识该动物的整体物种历史）。相对地，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馆里的标本藏品，则更像是个体的死亡事件纪念碑（实际上每一年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馆都会定期举办一场对这只绿头鸭的纪念活动）。只不过这是以身体自己来立碑，完成纪念；而非相反。但“纪念”无疑是人类一厢情愿的，颇有子非鸭焉知鸭之事的矛盾，即使人们可以去指出切确的它的身份（看，它正是那只推倒骨牌的鸟！），然而身体已非其之所是。

我想起数年前一位朋友的离世。他是一位网络漫画与小说的创作者，生前的时候我们有过几次创作交流。在他离世后，我从网络上翻找出他写的小说。这些故事都是以他的第一人称来写作，而文中角色也都是来自周遭的人。小说里，我认识到了过往所不知道的事，而他的性格也与记忆中不尽相同。后来，我对这位朋友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实际上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所回想起的，大多都是小说里的过往片段。